不是猛龙不过江，不是番客不返乡

在这样的背景下，福建人只能靠山的吃山，靠海的吃海，自力更生，听天由命。当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也就是中国的明朝那会，全世界都在搞航海探险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突飞猛进，郑和帅舰队七下西洋时，经过东南亚各国，发现当地各类自然资源特别丰富，但人们都很傻不懂得利用，搞得也很穷。于是很多船员回国后开始跟乡亲们讲旅行中的各种见闻，并散布一些“如果能去那些地方把那些资源利用起来，一定会变成大员外”、“出去闯一闯，虽然有风险，总好过在村里受穷一辈子”之类的结论。

沿海省份每年台风旱涝什么的自然灾害太多，打击农民的同时也剥夺经济建设的成果。对此，农民反应不一，有的逆来顺受，咬紧牙根顶住；有的穷则思变，结伴出海去寻找那些“番邦”淘金去。特别是滨海的渔村，坐船出海很方便。于是出国的人逐渐多起来，尤其是当人们经常听到那些跑出去又回来然后准备招集更多同乡再出去的哥们对番邦的种种渲染，心里难免痒痒的；再加上有些哥们出去回来盖洋楼起大厝，甚至还搞个番婆子作小姨子，在异国竟也开花结果子孙满堂，真是令人好生羡慕，于是心里一横也跟着豁出去了。

福建人去得最多的几个番邦，近一点的诸如台湾和香港（曾经确实属于番邦），远一点的，就是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现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东南亚国家。我生长的地方是晋江的陈埭镇，我们那的人去得最多的就是菲律宾、新加坡、香港三地。香港已经回归可以不计。菲律宾和新加坡是小时候听到耳朵起茧的名字。我们村可以说是个华侨村，在我还未出生之前，村民中就有一半以上长年旅居菲律宾、新加坡等国，村里有好多他们寄钱回来盖的气派洋楼，只不过人去楼空，作为一件件“光宗耀祖”的建筑作品摆在那儿。

我们把那些去吕宋去南洋混出名堂的人统称为“番客”。这些番客是如何发迹的呢？基本上敢漂洋过海去异国他乡谋生的，也是有胆色的人，俗话说“敢死的拿来吃”，他们在异国就是开发当地的资源办企业，比如做橡胶的，搞种植园的，开粮仓的，搞药厂的等等，不仅懂得用中国的人情之道与当地官员合作拿资源，也传承中国美德省吃俭用存钱投资再开发。我们村最有钱的侨胞，当属旅居菲律宾的侨胞陈妈祝先生（已故），据说他做的是药材生意，垄断当地药材市场。他在吕宋发达之后除了回家乡盖大楼、修祖庙祠堂、建小学、铺大道之外，更把慈善事业延展到其他县市。在晋江，像陈妈祝这样把事业做大的，回乡建学校医院体育馆、架桥铺路做功德的番客实在太多了，有的还送钱给留守当地的亲堂亲戚做生意，有的直接回当地办工厂，现今晋江很多驰名商标早年无不是靠这些番客接济而开创事业基础的。实在说这些番客对当地的建设出钱出力，倍受乡里人的尊敬。他们的事迹也为乡人津津乐道。于是，那些他们捐建的建筑物上，经常会以他及他们家族成员的名字命名。象我们那的小学和中学，都有“妈祝楼”。

这些番客虽住在国外，却也经常返乡，比如自己捐钱盖的建筑落成庆典什么的，一般都会率团回来参加落成典礼。我们村里的小学和中学都是这些番客捐建的，记得小时候学校老师经常组织锣鼓队鲜花队列队欢迎这些番客回来。我也曾是那些手里高举鲜花挥舞、嘴里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小学生中的一个。

我家也有番客亲戚，只不过这些亲戚发达的到我们这一代已没有往来了，没有发达的自然亦无法太多资助我们，不过倒是会送我们很多礼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物质还相当贫乏，但是我们这些有番客亲戚的，总是可以拿到来自异国的礼物。亲戚经常会寄包裹回来，当中有款式新潮的新衣或二手衣、旧包包、糖果、饼干、各类干货、录音带、当地杂志、文具、玩具等等，不一而足。那时在我家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包裹袋，上面固定用麦克笔写着“XXX寄，XXX收”的字样。

若以当今的发展状况对比，中国GDP早已超过这些南洋国家好多倍。但是呢，在中国还未改革开放之前，当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受穷时，南洋这些被欧美列强侵占沦为殖民地的国家，由于被植入侵略国的文化、经济发展模式等，其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自然是走在中国的前面。在那样的环境里，敢死的一般都能有所作为。而很多番仔，由于习惯了一种被剥削和压迫的生活模式，比较安于现状也就无太大起落，反倒是这些离乡背井来这里淘金的唐番，三个一群五个一国一起搞生意发家致富，然后富了也不忘本，还会回国为家乡为民族做贡献。实在说，当今中国富人的情操，若能及得这些早年漂洋过海靠刻苦打拼发家致富的番客的一半，中国的民生状况一定会比现在好很多。

原载于《城市壹本》第四期[唐人街]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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