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伟雄：台湾文创南柯一梦？

累积了这么多的挫败感后，是该批判性地反省一下：过去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个概念，而我们又是怎么使用这个概念？

首先，当年发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台湾政府，于二○○二年把英国工党的「创意产业」政策挪移（几乎原封不动地copy）到台湾后，并没有发展后继的论述来「在地化」此一概念。

布莱尔政府于一九九八年提出「创意产业」构想，一方面是要为英国文化产业搭一座世界行销的通路，使英语系祖宗的英国得以与低辈份的美国竞争；一方面则是要在苏联共产世界解组后，为工党在其左翼支持者所关心的「国内就业」问题上，提出振奋人心的新世界观。因而，当年为台湾「文化创意产业」找一双并不合脚的英国鞋子穿，这即已是错误的第一步。

其次，正因为没有在地化这一概念，无论是我们的产、官、学界，都没有能力在廿世纪世界知识圈普遍认为最难定义的字眼——「文化」之内，找出一个可供操作、具有经济意涵，而且与台湾既有或潜在比较优势相契合的本土定义。

举例而言，英国力推「创意产业」的时代背景，是针对失去制造业的事实，但台湾有数万家的台商在本岛与对岸设有制造运筹网络，因而，带着英国血缘的台湾文创政策对这群仍活跃于市场、总产值超过五百亿美金的企业，先天在知识上便没有能力去关进而，在没有「文化＋经济」的本土反省论述下，创业家、推动者、地方政府便选择了过往大家公认的许多「文化」定义来使用，其中最主流的，莫过于「爱台湾」口号下，各自找寻各自历史文化源流、粗糙拼装便推出的各地「文化祭」；也有创业者，耗费巨资「再现」半世纪前台湾街巷景观，期望复兴一种失落的「逛街兴趣」，结果是铩羽收场。

从英国工党推出「创意产业」以降，欧、美文化、产业、社会学者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不尽其数，也愈来对这概念有了细致的分析与见解。

例如：在现代消费市场中，援用「文化」并非古板「复古」，而是「移古为今用」，是在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间，创造出一种现代人需要之新的意义，正如英国史家霍布斯邦所指出：所有「传统」都是现代人「发明」的，因而，固然好莱坞电影《伊莉莎白》、韩国与日本的电视连续剧《大长今》、《笃姬》表面上属于历史戏剧，但都明白地要与当代个人主义的社会对话，更多地创造出当今部落格世界里常见的画面与情节（果断女性、美食、群己关系、外遇、时尚细节、反思性犹豫…）。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大大有救，但第一个前提是：我们是否能清楚地知道，每一个人心里想的，是同一件事、同一个脉络。

（作者为学学文创志业副董事长，以上转载自联合报2009.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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