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寻羌

我最近重拾了些考古、人类学的书儿来翻，基本上是阅读趣味，我很难想像没了趣味，还能继续看多少杂书。昨天在王铭铭主编的《中国人类学评论》里瞄了篇讲述早前厦大国学院发起的风俗调查的片断记录，里面刚好讲到了顾颉刚他们到泉州做田野调查提到了“通天文武尊王”的始源问题。很巧的是，这“文武尊王”正是我成长的村落最重要的“当境”，我从中第一次知道所谓的“文武尊王”乃是有唐一代的张巡、许远的民间“谥号”，是以忠烈在民间受到尊崇的历史人物，也知道“文武尊王”的民间传播实基于明洪承畯痛绝其兄洪承畴降清而建庙宣扬忠烈之举而兴的另一历史背景。

因为这样一个切身的趣味，让我有种重新认识成长之社会、信仰、伦理等背景的冲动。当然，文中的些许论述我并不全部认同，这种不认同有一大部分是源于我的童年生活基本上是带着很浓厚的“尊王公”的印象的，而这种体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的身上。后者，也许就是那些把人文研究上升到科学化所无法体会的到的。当我在看另一新晋人类学著作王明珂《寻羌》一书中，我时不时被他传递出学术在天灾面前无能为力的自省所汗颜。学术的最高境界，并不一定要写出一本影响深远的名著，而是真切地关怀人间，更准确的说，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出一份力。

王明珂这一世代的人类学家，尽管无法亲临他的学术田野中心汶川进行灾区抢救，但至少用人类学的语言，在灾后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学术心之怜悯。王明珂在汶川地震一年后写下了《寻羌》一书，这是让我思考在学术趣味与现实关怀的所做的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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