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我的杂读

“我的雜讀”這個題目，實在是我第二次借用周作人的文章題目的取巧。周文題本為“我的雜學”，其實是可以把它當作是周作人的書單來看，是他對過往所學所興趣的一種整理與回想。於是借用，換了個樣子，主要還是想要突出“雜讀”而不在“雜學”，正是此時也想到要來反省我所讀所興趣的初始點。

用比較“雜”的方面來分析剖析我的個中興趣，儘管太泛太難，卻實在是我的習性的一個真實表現；儘管也做不到真正的“雜”，卻還是仍於混亂中理出些我的興趣與思考的脈絡。所謂“化博為約，持簡馭繁”在方法上就很難做到，更何況要來分析錯綜複雜的自己。所以，我也就依著簡單又還是取巧的方便照著開著一個近來的書單來代替我的另一種“雜學”，持簡馭繁了。說到實在處也就是興趣太廣了些，不求甚解，只是想瞭解些常識而已。說“雜讀”，在另一方面來講，也就是暴露我在各個日常方面的無知，愛雜泛聞，還原來說也就是在做補課爾爾，這才是真實的我。

“簡牘”的瞭解

幾日前，我跟朋友說，到現在才覺得與書的關係，頗感有親切感，是種很直接的自覺。與書本能建立起這種純樸關係，我感到很是幸運，也覺得是自己長久讀書的習氣，這種感觀的體驗，其實也是讀書的一部分。大部分人讀書其實是很不用感情的。

關係需要感情培植，卻也要做真切實在的功夫，彼此才能深入的瞭解。我偶爾發表的文字常常都是與書有關，也介紹過有關西方書本史的種種片斷。可後來有一天，我發現我對中國的書的片斷種種卻一再空白無知。對中國的早期“書”也就知道些模糊的“竹簡”“帛書”的說法。我對中國書的發展歷史不清楚，對唐宋明清中國的書的刻板、墨色、紙張、裝訂等等工藝，更是不知，而所謂的“善本”一類的版本學更是不知所措。我對中國的古書的種種，可以說是完全空白。於是，這些空白，使我不得不來瞭解中國的古書的些許常識，我希望我能多一點瞭解。

當我開始閱讀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的《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一書時，我的女朋友奇怪的問我，你什麼時候對考古有興趣了。說句實際的話，我對考古的興趣早在學生時代就已泯滅，我看《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重點是把它當作中國書籍史來作瞭解，是補課的工作，這是其一；其二則是中國古籍經傳及其學術流派的傳播與影響實在也跟這些實實在在的書之載體分不開的，這主要是興趣的閱讀。

李零的學養與學問收穫，在海外的學術界被大部分人所推崇，對他在考古，特別是疲於問津的簡牌研究的領域的突破性給予肯定，曾經被哈佛的張光直教授推薦到哈佛任教，結果因種種原因未成。西方對他的瞭解大部分還是客觀理性的結果。而在國內，卻因為之前的一本解讀孔子的《喪家狗》惹火燒身，受到各層人士情緒錯亂的攻擊，這也可識得國內不同於西方學術界的一個層面，大部分是趨於激進化的攻擊。我還沒有讀這本書，但我倒是看了他的另一本續集《去聖乃得真孔子》，我對他關於孔子的解讀，抱持肯定，對他還原真孔子的文獻解讀深感啟發，讓我對孔子的真實的性格、影響多了一層歷史的認識。他異于其他解讀者的一點，正是他在古文獻考古的優勢，而不只是停留在“經學”傳統下的意識形態的考據禁錮。這一層的領悟，令我對他在中國書籍史的研究，特別是對古“簡牘”的工作表示一份真誠。歷史觀的立場，儘管不乏個人創想，但卻是研學的一個務實基本功，少了一些個人的偏至。

記的，早前的家裏也收了本殘廢的尺牘範本。小時的我，對所謂的“尺牘”並不瞭解。我當時的印象，只是把它當作舊式天書，不敢問津，也是淡忘。現在想起來，才把它和李零的“簡牘”粘了點關係。他讓我對所謂的“尺牘”有了一個不算模糊的瞭解，儘管這和書籍其實相差很遠，但實在是有助於我讀完下這本書的。“尺牘”有他形成的歷史，我無力說太多，在狹義上指的是“書信”，廣義上的範圍更廣，凡屬人際交往中的敘舊、論事、銘謝、慶賀、饋贈、借貸等無不在尺牘之中明白表述，所以它是應用性的文體。而為何以“尺牘”為名，卻是可以從李零的書中得知的。

在書中第四講簡帛的形制與使用中，有我許多想瞭解的答案，趣味得很。中國早前的書（廣義上），就考古發現來講，主要可稱為“簡、牘、帛”，簡有“竹簡”“木簡”（亦可稱“木牘”），牘主要是“木牘”，主要都是以書寫的材質來命名。前二種材質在早時，較易取得被廣為應用，帛則相對珍貴，大部分在特別的時候才用，也主要限在貴族間使用。所以，指中國早前的書，主要還是以“簡牘”乏指，這是從流行簡易來說的。“牘”，主要是木牘，是斷木為板，刮削而成。常用於官方通信或檔移送。如作書信，通常在寫字的一面上再加一塊板，叫“檢（相當信封），然後外面用繩捆紮，叫“緘”（相當粘貼信封），然後加封泥，在封泥上鈴蓋寄信人之璽印，叫“封”（相當歐式信件的火漆），然後寫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叫“署”。（P133-134）。而“尺”主要是指“牘”的長短來說，依不種用途長短有規定（亦可視為舊時“禮”法的一種體現，中國的“禮”其實是深入到日常的方方面面），但以“尺”為單位，有三尺，有二尺，有一尺五寸，有一尺（為常用之“牘”）等（P135），於是，“尺牘”的來源也是開始明晰了，相關與書信有關的用字也有了個源頭的答案了，這也就是李零據於眾多實物考古與前人學者的成果給我的提示。在文中，李也提到另一種“木牘”可稱之為“觚”，是一種多棱形木牘，也就是有三面可作書寫，記的《論語·雍也》有一句：“觚不觚，觚哉！觚哉！”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連書信都寫不好，還算是禮嗎，當然這是我的發想，與一般做“酒器”的解釋是不一樣的，這是閱讀的發想而已。

至於“竹簡”的介紹，這才真正讓我進入了中國書籍史的一扇視窗。“竹簡”是截竹為簡，破簡為片，編聯成冊，用以書寫。（古時的“書”寫成“箸”，有兩層意思，一指書的載體，二指執筆書寫的動作）。單片稱“牒”（後來有所謂的“譜牒”的稱呼，主要是記錄家族譜系發展的）、稱“劄”（後來，我們常看到有以“書劄”為題的書）、稱“策”，統稱“簡”（或長曰“策”，短曰“簡”）。聯簡成編則稱“篇”，稱“冊”，稱“卷”（以其可以舒卷）（P126）。竹簡用於書寫，除按一定尺寸截取其材，還要經過“殺青”，即用火烤去水，變濕為幹。（如現在用以指製作完電影叫“殺青”，寫完一本書也可稱為“殺青”）（P127）。古書書寫也有錯字，用墨筆書，很難擦掉，當時人改字，沒有橡皮或塗改液，他們用的是書刀即削。古代書吏總是把這兩樣工具帶在身邊，所以也叫“刀筆吏”（P131）。各種與書有關係的細節都在本節中娓娓道來。還比如，竹簡要用繩裝訂，為方便須在上下竹簡削刻三角形凹處，用於系緊竹簡，於是有後來紙張緣用的上下天地之分等等。

以上都只是我掇取李零的《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的一些片斷。這種種的所得，依稀讓我看到歷史演革變化中，仍看到一絲傳統的血脈流傳。我覺得要真正理解我們身處的時代境地，我們瞭解的還不夠，對現對以往的穿通，至少對我很有意義。我覺得我還得“雜讀”，但有清醒的認識卻是累層起來的，這或許是我從歷史中學到的一點“簡潔”卻不“簡單”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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